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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五”前瞻: 全面开放任重道远

2021/2/20

  “十四五”时期,我国将全方位的加大对外开放力度,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我国的对外经贸合作将面临历史性挑战。稳健、有序、高效地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将是推进我国发展战略的重要动力。

  一、收关“十三五”,对外合作成绩斐然

  (一)对外合作水平整体提高

  对外贸易保持国际前列。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额达4.58万亿美元,连续3年保持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服务贸易进出口额达7850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

  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提高。2016-2019年吸收外资合计达5496亿美元,稳居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自贸试验区数量由4个增至21个。2020年我国营商环境排名跃升至第31位,连续两年跻身全球营商环境改善最快的前10个经济体之列。

  对外投资规模世界居前。2016-2019年,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合计6344亿美元;截至2019年末,在188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4.4万家企业。主要投向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等领域,累计带动出口5000多亿美元。“走出去”企业外籍员工超220万人,促进当地产业发展、民生改善。

  (二)“一带一路”合作亮点频现

  2016-2019年,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4.6万亿美元、占外贸比重提升至29.4%。中欧班列全年开行累计开行超过2.1万列,通达欧洲18个国家、57个城市。全年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50.4亿美元,完成对外承包工程营业额979.8亿美元,增长9.7%,占对外承包工程总额的56.7%。同时,沿线国家企业也积极来华投资兴业,去年在华新设企业5591家,增长24.8%,直接投资84.2亿美元,增长30.6%。

  建立多边经贸合作机制平台。成功举办两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设立中国—上合组织等经贸合作示范区。截至2020年11月,中国已同138个国家和31个国际组织签署201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累计建立90多个贸易投资等双边工作组,与22个国家建立了电子商务合作机制,与14个国家签署第三方市场合作文件。

  重大项目和园区建设稳步推进。中老铁路、埃及铁路等一批重大项目取得积极进展,缅甸皎漂特别经济区深水港项目扎实推进,中巴“两大”公路(喀喇昆仑公路、白沙瓦至卡拉奇高速公路)建设完成,中俄同江、黑河大桥合龙,中尼樟木-柯达里口岸恢复通关,阿联酋哈利法港运营,“六廊六路多国多港”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我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设的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累计投资340亿美元,上缴东道国税费超过30亿美元,为当地创造就业岗位33万个。

  积极开展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与沿线国家互办艺术节、电影节、音乐节、文物展、图书展等活动。设立“丝绸之路”中国政府奖学金项目,与24个沿线国家签署高等教育学历学位互认协议,2019年沿线国家3.87万人接受中国政府奖学金来华留学;与沿线国家双向旅游人数超过8500万人次。

  二、迎接“十四五”提质升级挑战严峻

  (一)高质量合作对国家治理能力和营商环境提出更高要求

  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治理能力有所欠缺。部分国家政权稳定性较差,经济发展条件缓慢,社会安全威胁较高,地缘政治风险突出。与这类国家开展经济合作项目,缺乏公平透明的机制和民主监督,不可避免地导致腐败和寻租,很有可能成为西方舆论攻击和干涉我国经济活动的弱点。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营商环境复杂多样。沿线国家众多,具有不同的历史文化、社会发展、商业习俗等,对双方国际合作提出很高的要求。大多数国家经济体量不大,对大规模项目的容量有限,而不同国家之间的项目经验不具备很强的可复制性,这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政府间的沟通效率,增加了企业投资运营成本和项目人力资源需求。

  (二)产业合作处于初级阶段,高端市场破壁难度较大

  产业合作多集中在基础设施、以及产业链的低端环节。沿线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很多是依靠低廉劳动力优势,参与劳动密集型的基建、制造类产业,需要国外的技术和资本支撑,无法自立发展,容易产生价值链中低端锁定的情况。我国企业在参与当地产业发展的初期,受制于当地产业条件的制约和企业自身战略需求,产业合作也偏向低端。

  高端产业面临发达经济体的竞争,优势不够明显。欧美、日韩等国的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布局要早于我国,具有较为明显的先发优势,对当地高端产业和市场的渗透程度要远高于我国。汽车、消费电子、资源加工等产品附加值较高的产业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壁垒,我国企业作为市场的新进玩家,竞争难度较大。

  (三)中资企业的同质化竞争严重,不利于市场培育

  我国工程承包企业实力快速增强,2020年进入ENR前250家国际承包商行列的中资企业数量达到74家,中国上榜企业数量继续蝉联各国榜首,上榜企业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房屋建筑和电力行业。随着中资企业实力的提升,同质化竞争现象也日益明显。有些中资公司在国际市场开发上存在“重项目、轻效益”的问题,迫于合同和业绩压力不惜低价中标,不仅给项目执行带来困难,也给企业和国家造成利益损失。随着我国放宽境外投资审批,一批原本从未从事相关行业的私营企业也参与到工程竞标当中,进一步加深了市场乱象。

  在海外经营中,部分企业囿于传统战略思维与经营模式,甚至有少数通过不正当手段同政府维系良好关系。这一做法可能引发腐败、恶性竞争以及工程质量问题等。长此会损害我国整体利益,也会影响“一带一路”建设的进程。

  (四)合作风险主要体现在资金安全和营商条件方面

  项目资金风险最为突出。“一带一路”涉及到的国家已经过百,无论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还是国际产能合作,需要大量资金支持。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基建投资回报率低,且短期无法产生收益,资金的使用效率较低,尤其是重大项目建设和推进复杂性和艰巨性较强。据亚洲开发银行测算,2020年以前,仅亚洲地区每年基础设施投资需求就高达7300亿美元。庞大的投入从何而来将是一大难题,然而更为严峻的考验可能是债务国违约的金融风险。

  除一般性的技术、市场风险外,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我国产能合作重点国家属于政治、法律风险较高地区,国家政治不稳定、政府更迭或战争、汇兑限制、征收、国有化等重大事件,往往导致法律、协议终止等重大法律风险。还有一些国家民族、宗教、文化因素复杂敏感,都是企业依靠自身力量难以克服的风险。

  三、开局“十四五”以内为主积极向外

  (一)以推动国内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核心,指导国际业务开展

  在“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下,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结构性调整。“双循环”是基于原有循环遇到问题所做的战略部署,主要围绕扩大内需消费、供给侧改革、创新驱动和内外结合四个方面展开,以应对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各类问题。美国对我国商品加征关税,并通过所谓的国家安全等借口对我国产品和技术进行打压;芯片、半导体、材料等新技术领域的进口也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在我国商品出口和技术引进双向受限的形势下,我国内的经济也面临着结构性调整的需求,这就需要国内和国际循环格局做出新的结构性调整。

  以数字经济、新基建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将是未来国内经济发展新动力,也是我国企业实现弯道超车,深度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基础。202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5G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车,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国家发改委指出新基建发展的三个方面,分别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设施。“新基建”的内涵和外延将会随着产业和技术的发展进行更新和丰富。面对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传统基建投资边际效益下降和产业渗透率下降的挑战,推进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是我国对冲疫情影响、优化投资结构、刺激经济增长的有效方法。把我国在新基建领域的成功经验到境外复制推广,将是未来国际合作的一个重要方向。

  发展实体经济,完善建立强大的产业基础,加强跨境产业合作。“十四五”期间,我国需要把高质量发展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在关系国家安全的领域和节点构建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国内生产供应体系,把实体产业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构建产业链的过程中,可以通过国际产能合作等方式,尝试跨境产业合作,充分利用周边国家的资源、贸易、通道优势,将部分产业链的上游或下游转移至相关国家,以提高产品的竞争力,扩大国际市场。

  (二)全球经济发展形势严峻,合作模式需要创新

  短期经济急速衰退,产业格局或将重新洗牌。受新冠疫情影响,当前世界经济形势正在面临着二战以来最严峻的挑战。IMF预测经济衰退的严重程度可能会超过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全球90%以上的经济体将同时进入衰退。根据世贸组织的《全球贸易监测报告》,2020年全球商品贸易额将下降9.2%、GDP将下降约4.8%,疫情严重地区供应链上的某些环节可能面临破裂甚至消失,部分跨国供应链将会中断与重构,部分产业将会加速衰退与转移,全球制造格局会将面临新一轮洗牌。

  未来的经济恢复期内,将呈现短暂的快速反弹和长期的缓慢恢复走势。随着疫苗研发成功、应急医疗体系的建立以及常态化的疫情防控,新冠疫情将在未来一两年内得到全面控制。各国特别是发达经济体将推出新一轮的经济刺激政策促进发展,《全球贸易监测报告》预测2021年经济将有所回暖,贸易额和GDP将分别反弹7.2%和4.9%。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将在变革中逐步恢复,甚至有些地区国家可能很快恢复较高速的增长。新冠疫情加速了国际格局演变,各国围绕实体经济的竞争更加激烈。一些发达国家反思“脱实向虚”的发展模式,甚至借疫情企图鼓动产业链“去中国化”“本土化”。我国对外合作的模式需要根据形势不断创新,从产业走向产品、从劳务走向服务,从低端走向高端,才能保持全球范围的竞争力。

  (三)中国应对新冠疫情的治理方式体现了大国的形象和担当

  我国对于疫情的快速反应和高效治理已基本使疫情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有效控制,预计将成为全球范围内最先进入“后疫情”时期的国家。尽管国际国内疫情的后续发展可能会有反复,但是以国企为代表国有经济正在努力承担起引领国内经济复苏的职责,中国将会获得优先于全球经济复苏的“抢跑权”。

  随着全球疫情的快速蔓延,对新冠病毒研究不断深入,新冠病毒将于人类长期共存已经基本达成共识。在疫情的刺激下,社会发展中积累的问题找到了爆发的突破口,疫情成为各国政府治理能力的试金石。疫情初期,全球治理典范的美国对待防疫漫不经心的态度使得很多以美国马首是瞻的西方国家错过了最佳窗口期。而中国则体现了政府非凡的治理能力,不仅为各国防疫提供了经验参考,还在第一时间对许多国家提出了援助之手,展现了大国担当,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全球都在借鉴中国的抗疫经验,中国的国际声誉和影响力将进一步提升。对于全球的民众来说,中国的形象将更加立体、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更加凝实。这无疑是对中国形象最好的宣扬,为我国企业开展国际合作打下了坚实的民心基础。

  (四)逆全球化思潮可能会引发新的多元平衡格局

  特朗普上台以来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欧洲发达国家对于移民强烈抵制的情绪和提升极右翼政党地位等都是“逆全球化”思潮有所抬头的表现。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让部分国际舆论将其归咎于“全球化”。疫情带来的恐惧和愤怒可能代替理性,刺激民众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等短期利益的拥护者。这样的趋势也跟近年风行的民粹潮流达到共振。各国政府应对新冠肺炎所采取的部分封闭隔离措施更是助长了“逆全球化”、“排外主义”的思潮的气焰。

  疫情过后,全球化可能走向“去中心化”、“有限的全球化”。主要经济体在事关政治和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和基本民生领域将会出现强调自主可控、避免依赖国际制造业分工和国际贸易体系的思潮。这将促进世界范围内的多元化经济发展趋势,使各区域的经济体系在现有基础上进行升级扩张,从禀赋特质、发展基础、产业体系看,最有可能形成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地区和以欧盟国家为代表的欧洲地区三大核心经济体系为引领,并形成新的多元化平衡格局。

  四、展望“十四五”,全面开放任重道远

  (一)政府整体统筹规划,实现顶层战略对接

  积极对接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共商共建互利共赢。共建“一带一路”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资源支持。在我国当前的形势下,并不可能在沿线所有国家全部做到深耕细作。为了共建“一带一路”建设合理有序推进,应主动对接所在国需求,发掘区域发展的“最大公约数”,寻求我与所在国的共同关注项目。

  与沿线各国合作启动共建“一带一路”总体规划工作。要坚持求同存异,充分尊重沿线每个国家的意见和建议,通过沟通协调解决意见分歧;要坚持权责明确,明确各国任务分工,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下开展合作;要坚持有序推进,率先推进一批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关键领域的重大项目,形成示范效应和全局带动力。根据“一带一路”建设总体规划,沿线各国应在交通、能源、金融、科技、文化等领域共同制定专项规划,丰富规划层级,细化规划内容。沿线各国应共同开展行动方案编制工作,明确落实规划的时间表和路线图。要建立对“一带一路”行动方案和实施项目的动态评估机制,每隔两至三年,对上一阶段的规划执行情况、建设进展进行科学评估,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并对规划和实施方案进行一定程度的修编和调整。

  搭建合作平台,落实战略和规划项目落地。利用先期“走出去”企业的国际化经验、市场渠道、人才队伍和合作平台,推动我国企业的优势产能转移和装备、技术、标准和服务进入国际市场。选择试点合作平台,提升合作包容性,吸纳更多的国外企业共同参与建设,利用平台优势开展国际合作,加快“一带一路”项目落地,落实战略合作任务。

  (二)加强各种形式的国际合作,推进产业国际化进程

  深化区域产业合作,加强与周边国家、新兴市场联系。新兴市场需要提前培育,跨国产业需要依托战略布局。欧美、日韩等国家的国际化进程在我之先,在多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产业布局比我有先发优势。但“一带一路”概念提出以来,我国与沿线国家的经贸合作快速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加强我与沿线国家的互利合作,扩大利益汇合点,培育发展新动能,在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开展区域合作,与各参与国家协同产业发展,共同分享发展红利,是开展“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的重要任务。

  发挥我国自贸区的对外开放优势、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自贸区的建设和发展正处于追求创新、飞速发展、不断尝试的初级阶段,扩大对外开放的战略思路将在自贸区得到集中体现。在自贸区的政策体系下,吸引境外企业来华投资,引进先进技术、高端产业和境外资金落地,将对我国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起到带动引领作用。优化营商环境,推动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改革,是打造“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基础。

  提升能力、拓宽领域,加强工程承包行业综合竞争力,打造工程建设强国。形成一批世界级的对外承包工程企业;培养一批具有国际化经营管理能力的人才队伍;打造一批综合效益好、社会影响力广泛、绿色环保的示范项目;推动中国建设品牌得到国际社会普遍认可和好评。建立一套完善、规范、科学的对外承包工程管理体制机制,促进服务有效、监管保障有力、便利化水平大幅提升。更好地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外开放大局,有效促进项目所在国和世界经济发展。

  (三)推动金融体系、人才培养、资源储备的国际化布局

  用好金融手段,助力项目落地,发挥项目和资金整合优势。搭建企业海外投资保险统保平台,支持、鼓励和引导“走出去”企业建立完善风险保障机制。加快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多边机构的发展,同时嫁接好国内政策性银行和保险机构,积极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对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商业金融机构,实行灵活多变的金融政策。借助多边金融机构的力量,运用各类投融资工具,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在重大项目建设中积极引入国内金融机构资本、所在地资本和国际专业投资机构资本,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共享成果、共担风险,保障项目成功运作。

  建立多渠道人才交流机制,培养国际合作人才。利用留学、交流、培训、合作等多种方式,加强国际化人才的培养。培养熟练语言技能、熟悉国别环境、熟知专业领域的复合型人才,为国际合作提供储备力量。为不同层次的人才提供差异化培养环境,可根据企业、政府需求,尝试学校和企业、政府的联合培养,为国际化培养学有所长、学有所用的定制化人才。

  重视资源供应渠道,保障产业需求。矿产、能源、粮食等战略资源的储备需要全球布局,以保证我国产业发展需求。可通过直接投资或股权投资,弥补国内供应缺口,增强我国在产业链上游原材料、能源等领域的话语权。要改变传统思维,不必过分追求绝对控制权,可采用参股、合作、金融产品等手段,降低对单一项目的参与度,扩大合作范围,从整体上增强话语权,减少合作阻力。

  (四)打造民族品牌,承担国际责任

  培育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企业。面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国内寻求增量的难度日益增大,向国际市场寻求增量是重要方向。开展高水平的国际合作,需要培养中国企业作为开路先锋,集合全球范围内的创新资源,通过引进消化和二次创新,加速企业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探索开放合作创新的路径,形成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头部企业。“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新兴经济体的市场增量潜力巨大。通过抢占新兴市场,积累经验、口碑和实力,形成自主知识产权,生产出获得全球范围认可的民族品牌产品。

  监督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促进当地发展。通过多重策略推广建设重大项目及相关企业良好的社会责任形象。积极采取“本地化、属地化”发展策略来扶持当地发展,提高当地居民的文化素质与就业技能,雇佣、选拔、培养本土员工,为当地创造就业机会,改善民生,培育重大项目建设的社会支持土壤。遵守本地的法规、风俗习惯和宗教传统,将本土化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做好。积极参与我国政府及社团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的援助和公益活动,在宣传国家形象的同时传播企业形象,通过向当地公众展示我国重大工程的建设成果来推介重大项目落户当地的益处。

  高度重视“一带一路”重大项目正面形象和舆论宣传工作。企业要将形象的塑造与传播贯穿于重大项目建设的全过程:充分了解当地的国情、民情,明确要贯彻的建设理念,据此对形象攻关与推广活动进行系统化设计;要对可能的负面舆论传播做好预案,预测可能会被重点攻击之处,提前展开预防应对;为防止形成负面舆论气候,企业在项目早期就应着手营造正面舆论氛围,对公众预期的工程拟像进行包装。

  注:原文载自《中国投资》2021年2月号,本次发表略有改动。

  作者简介

  杜贞利

  ■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对外经济合作业务部主任、后评价中心主任(兼),正高级工程师。

  ■在对外政策及战略咨询、境外工业园区规划与建设、我国对外援助等领域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和业绩。近年来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了“一带一路”大量政府、企业委托咨询业务,为我国与沿线国家联合共建“一带一路”、我国企业“走出去”、我国与周边国家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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